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吗？（一）：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原意

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吗？（一）：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原意
马克思认为当人类社会走出资本主义时，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法权仍在起作用，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

　　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吗？（一）

　　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原意

　　长久以来，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一直为国内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批判。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约翰·莫利纽克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在于私有财产，国家所有制的建立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建立，而只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与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同，当代的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甚至拒绝承认苏联是一个蜕化的工人国家，而是将苏联冠以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列宁曾使用过的概念。国家资本主义并非列宁首创，但对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可以说贯穿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和建设阶段，它包含了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建设的关键问题。

　　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在十月革命后应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约翰·莫利纽克斯之流认为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控制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没有什么可保卫的。为了反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国外托洛茨基主义混乱理论的搬弄，本文将梳理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流变，并将在后续文章中分析托派理论的退化。

　　PART

　　01

　　帝国主义中的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在布尔什维克的相关讨论中，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布哈林将国内垄断的情况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他是这样描述这一概念的：

　　各个生产部门，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成为一个集合体，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了。这样，金融资本就把整个国家置于其铁钳的夹榨中。国民经济成为一个由金融资本集团与国家合伙组成的巨大的联合托拉斯从前是许许多多个人所有的企业相互竞争，现在则出现了少数几个巨大的资本家盟同之间进行的最顽强的竞争，这些资本家同盟实行一种复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计算的有计划的政策国家机器从来就是统治阶级掌握的工具，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捍卫者和保护者。但是，它从来没有象在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时代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随着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竞争几乎完全移向国外。

　　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中，国家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社会的生产被有组织的纳入到国家计划之中，在理论上内部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消失——这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恐怖的难以想象的。不过，布哈林将危机的国内机制转移到世界经济上，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结构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经济将会更为剧烈，经济竞争的最后和最高形式将会表现为战争。

　　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似乎与列宁并无太大区别，两个人都注意到了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以及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不同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没有过多的涉及到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这与两人的关注重点不同有很大的关系。对列宁来说，使他身为感兴趣的是帝国主义殖民地问题，而布哈林更为关注资本主义的新结构。因此在那篇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文献中，列宁的对殖民地的起义运动表示出强烈关切。

　　但列宁并不是完全忽视对国家资本主义结构的分析，他注意到了自由竞争被排斥这一特征：

　　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角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

　　但他认为自由竞争在国民经济中没有完全消失：

　　自由竞争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更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从中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垄断，即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以及同它们相融合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在列宁眼中，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是混和着垄断和自由竞争的，由于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一种形式，那么由于逐利性引发的自由竞争就不可能被完全规避，同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种阶段，即金融资本将社会生产集中化。那么垄断和自由竞争也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这就呈现出一个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经典表述：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虽然列宁没有明确指出，但他的论述包含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不同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为争夺国民经济主导权而竞争，这样的竞争最终也将导致社会生活的动荡。

　　布哈林的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描述，即托拉斯化能够消除内部危机的想法，在列宁看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散布的神话，因此他更为强调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衰老。或许是复杂抽象的社会学分析导致布哈林沉迷在表象而忘记了实质，无论对国家资本主义再进行怎样深刻的结构分析，都没有办法掩盖其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两大阶级政治对抗的本质。布哈林喜欢用的社会学、社会学的这样的字眼，列宁一再报之以呸！哈哈折衷主义的指责，有一次还说：好，‘社会学家’布哈林最终把'社会学者’这个词打在讽刺式的引号里去！好极了！

　　帝国主义范畴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布哈林那里就意味着一种恐怖的利维坦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这样就诞生了最后一种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是一种铁的组织，它把生动的社会紧紧地握在它的铁拳里。它是一个新的利维坦。在这样的社会中，商品生产消失了，但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仍然存在。因此，布哈林从情感上无法接受这种社会形态。而在列宁那里，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他仍然无法摆脱价值规律的影响，过分强调这一社会形态的永恒性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竞争造就了特殊的政治环境，这为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带来了机会。

　　PART

　　02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这个范畴下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是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掌握国家政权后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建设的条件下，列宁提出为了恢复国民经济，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但在布哈林眼中，国家资本主义描述的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国家经济组织形式，列宁使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是词不达意的。与列宁将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调节私人资本和现代经济管理的同义词不同，布哈林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一样，是一个很具体很纯粹的历史范畴，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简直荒谬到了极点。但刨除语义上分歧，两人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实践——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却并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下面将着重梳理列宁在不同阶段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建设的相关论述。

　　在二月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制定一系列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反动政策，加重俄国人民面临战争、饥荒、失业、财政破产的大难，企图以此消灭苏维埃。面对这样的情形，列宁写下《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提出并详细论证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即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的策略有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没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国有化等。列宁指出：

　　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杜绝力量的任何浪费，节约力量。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沙皇后，政府本应该采取有别于沙皇的革命民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国家调节管控国民经济的方式，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但战争为资本家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愿向前走出一步。正如列宁所描述的那样：

　　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整个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激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

　　因此，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现有政府，建立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意义愈加重要。列宁强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在于：

　　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

　　列宁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将走向战争饥饿和死亡，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国家资本主义虽然有着资本主义的名称，但列宁认为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

　　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面临着国外国内各种问题。此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外反对结束战争主张将革命推向欧洲，对内反对建立恢复生产秩序，一味地要求社会化集体化而忽视对生产活动进行计算。在这样的情形下，列宁在1918年写下《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对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自己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详细分析了俄国当下现存的五种经济形式：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而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因此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远远高于俄国现时经济：

　　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

　　同时，列宁将俄国和德国的情形进行了对比。在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而在俄国，列宁认为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所以俄国将要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同一种东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爆发比一般类型更为先进的生产力。

　　究竟如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呢？列宁指出：

　　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在这里，列宁使用的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布尔什维克必须时刻明确应在什么阶段联合什么样的阶级去进行怎样的阶级斗争。由于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无产阶级想要取得政权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不得不实行联合部分资产阶级对小生产者进行阶级斗争。这大概就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想要做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批评在现在或许仍有重要意义：

　　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象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

　　在经过三年国内战争后，由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引起农民极大的不满，列宁结合国内国际形势，写下《论粮食税》一文。面对农村被破坏的生产力，列宁认为：

　　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从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现在最大的阻碍正是这方面引起的。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提出使用粮食税的方式，一方面减轻农民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征收一定的税款为工业化提供支持。由于战争的破坏，列宁承认一定程度上的小生产对于生产力的恢复是有益的，即使他始终坚信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但现有的生产条件无法做到从社会主义大工厂的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向小农交换粮食和原料，所以列宁提出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如何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呢？这篇文章详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列宁提出了四种经济形式：租让制、合作社、委托代销和租借制。

　　租让制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简单点说就是由苏维埃国家与外国资本家订立合同，把暂时无力经营或开发的企业、矿山、森林区等租赁给这些资本家来经营以取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生产设备和管理经验。

　　由于要实行粮食税，为便于将小生产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进行统一监督和计算，在农业生产上就要实行合作制资本主义。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纳税以后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可见，列宁实行粮食税的方针并不是向小生产倒退，而是促使小生产向社会化生产过渡，正如他所说的：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一旦获得成功，却能包括比较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根深蒂固的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彻底铲除。

　　委托代销就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租借制和租让制的主要区别在于，租让制面向的是外国资本家，承租者把产品的一部分交给苏维埃国家，并按合同提取利润，合同期满后，国家即将企业收回；租借制面向的是本国资本家、合作社或个体劳动者经营，旨在减轻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负担，加速恢复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甩掉国家的财政包袱。

　　PART

　　03

　　余论

　　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实践的新经济政策，总是会让人联想到某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评论家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社会主义，可惜后来苏联的路子僵化了。但我们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列宁眼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两大要求，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二是国家资本主义必须是向着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方向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引入市场的机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在自由竞争过程中战胜私人资本。而粮食收购危机表明市场的机制已经不适合于快速工业化的目标，因此新经济政策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经典的斯大林体制也正是新经济政策继续发展的结果，与其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固定体制，不如将其看作是一种过渡模式。

　　而某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是一个颠倒的过程，通过引入小生产瓦解已经建立起的社会化生产，国家对经济的监督管控也在不断放松，而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也逐渐丧失，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两大要求都无法达到，这个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否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环节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尽管列宁已经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现实策略上的幼稚性，但从理论上澄清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也是必要的，因为不仅是在布尔什维克中，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会产生这样的左派，他们对砸烂一切秩序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认为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恢复生产就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的批判》中就曾对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过程作过说明：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认为当人类社会走出资本主义时，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法权仍在起作用，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里也描述了为何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左派人士幻想的从资本主义社会一步跃向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论他们指责国家资本主义有多资本主义，不论他们指责这样的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到了何种程度，历史唯物主义都告诉我们这是必要步骤。